20世纪植物界最伟大的发现-“活化石”水杉是如何在中国被发现的

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胡先骕先生于1948年发表在《纽约植物园刊》上的“《水杉“活化石”是怎样在中国被发现的》”原文，详细阐述了水杉从采集、鉴定到被发表的过程，值此将之译出整理，并纠正网上流传的多种翻译错误​，以资纪念。

胡先骕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与陈焕镛、史德尉共同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发现水杉期间，时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中国植物学杂志》总编辑。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在北京逝世，一生为中国植物学​事业呕心沥血，做出巨大贡献。

在水杉被发现之前，它仅以化石形式存在于地质记录中，在20世纪初，科学家们在亚洲和北美洲的化石记录中发现了水杉的痕迹，其化石记录可追溯至白垩纪晚期，大约1亿4500万年前到6600万年前。在新生代的第三纪，水杉曾广泛分布，但随着第四纪冰期的到来，这种树似乎已经灭绝。

1941年冬季，国立中央大学林业系的干铎教授从湖北启程前往四川，在万县的谋道溪路旁，发现了一棵高大的落叶树，当地人称其为“水桫”。这棵树引起了干铎教授的极大兴趣。遗憾的是，当时正值落叶期，未能及时采集到树叶样本。

1942年，干铎教授委托农业高中校长杨龙心先生代为收集标本，然而，这些标本未能得到明确鉴定。

1944年夏季，农业部中央林业实验所的王战研究员前往湖北西部的神农架地区进行森林资源考察，受杨龙心先生邀请，他特意途经万县和恩施，目的是实地考察谋道溪的“水桫”（在树旁不远有小庙，横匾上写“水桫庙”三字可以印证）。在谋道溪，王战先生收集了这棵树的带叶枝条和果实的标本，初步判断其为科赫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 Koch），一种在广东省广泛分布的落叶针叶树，同时在江西省也有零星记录。中央大学林业系的助教吴忠隆先生偶遇王先生，后者向他展示了一段附有两个球果的水杉树枝。吴先生随后将这段标本转交给了同一部门的郑万钧教授，郑教授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这棵树并非水松（Glyptostrobus），而是属于一个全新的属，关键在于其盾状果实鳞片的对生特征，这一点与水松明显不同，尽管它们的落叶线形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1946年的2月与5月，郑万钧教授两次指派他的助手薛纪如先生前往谋道溪村，成功收集到这种水松树的花朵和幼果样本，这让郑万钧教授对该树种的形态学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年秋季，郑万钧教授将薛先生采集的部分标本寄予胡先骕教授，并征询对这一新属的看法，他个人认为这个新属与美国的红杉（Sequoia）和巨杉（Sequoiadendron）关系紧密，前者是加州沿海的标志性红木，后者则是闻名遐迩的大树。恰逢其时，胡先骕教授手中恰好有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慎一郎（Mr. S. Miki）撰写的一篇论文的再印版，题目为“自第三纪以来东亚植被的变迁”，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属——梅氏水杉（Metasequoia），该属基于两种曾被视为红杉（Sequoia）的化石物种，分别是异叶红杉（Sequoia disticha Heer）和日本红杉（Sequoia japonica Endo），这两种化石均在日本东京附近更新世地层中被发现。三木先生指出，梅氏水杉与真红杉在果实的长柄以及对生鳞片方面存在显著区别。此外，胡先骕教授还有一篇由另一位日本古植物学家远藤正二教授（Professor S. Endo）撰写的论文，题为“红杉的一个全新古新世物种”，文中他首次报道了一个新物种——中国红杉（Sequoia chinensis Endo），该物种发现于满洲南部抚顺煤矿和萨哈林岛南部川上煤矿的始新世地层中。经过研究，胡先骕发现这个物种实际上也属于梅氏水杉属。

1946年，胡先骕教授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刊》第26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一种全新古新世梅氏水杉属物种的笔记”，文中将中国红杉（Sequoia chinensis Endo）重新归类至梅氏水杉属，并宣布在四川万县发现了一种活体梅氏水杉树种。

之后，胡先骕教授与加州大学古生物学系的拉尔夫·W·查尼教授（Professor Ralph W. Chaney）进行了沟通，值得注意的是，他之前并未接触过三木慎一郎或远藤正二的相关论文。基于胡先骕教授向他提供的详细描述，查尼教授判断异叶红杉（Sequoia macrolepis Heer）、尖塔红杉（S. fastigiata Sternberg）、优雅红杉（S. concinna Heer）、朗斯多夫红杉（S. Langsdorfii Heer）、诺登斯基红杉（S. Nordenskioldi Heer）、里希纳巴赫红杉（S. Reichenbachii Heer）以及莱斯奎雷克斯红杉（S. Heern Lesquereux）均应归类于新属梅氏水杉（Metasequoia）。查尼教授高度评价了这一活体梅氏水杉的发现，将其视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植物学领域最引人入胜的重大发现。

在薛纪如先生完成标本采集任务后[1946年]，郑万钧教授将其中一份标本寄给了E.D.梅里尔博士进行专业检验。胡先骕教授致信梅里尔博士，分享了对这棵新树的鉴定结论，即它属于化石属梅氏水杉（Metasequoia），并请求他赞助250美元，以便资助薛纪如先生前往四川采集种子。梅里尔博士慷慨解囊，提供了所需的款项。

1947年秋天，薛纪如先生乘飞机抵达重庆，随后前往谋道溪村，成功收集了大量种子。郑万钧教授将这些种子转交给梅里尔博士，后者又将种子分发给了全球范围内76家对树木繁殖感兴趣的机构和个人。同时，中国的许多重要植物学和林业研究机构同样收到了种子，用于培育和繁殖研究。

在中国中西部谋道溪村，人们找到了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模式标本的原树。一幅描绘该树的图画，通过胡先骕教授的慷慨相助，最终被收录至美国阿诺德树木园的档案馆。

3、全球关注

1947年冬天，查尼教授给胡先骕写信，表达了他希望亲自访问梅氏水杉（Metasequoia）生长区域进行现场考察的愿望。今年2月初，查尼教授飞抵南京，随后与谢先生一同飞往重庆，从那里他们前往了四川万县的谋道溪和湖北省利川县的水杉坝。在这片匪患横行的地区，他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探险，拍摄了照片，进行了木材取样，并收集了与这棵树相关的植物标本。

1948年3月下旬，胡先骕在南京与查尼教授见面，讨论了梅氏水杉（Metasequoia）和红杉（Sequoia）的系统发育，以及梅氏水杉科（Metasequoiaceae）、柏科（Taxodiaceae）和柏木科（Cupressaceae）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启动了一项在中国政府内部设立梅氏水杉(Metasequoia)保护委员会的倡议，鉴于这种活化石正处于濒危状态，现存的梅氏水杉不论大小，总数已不超过一千株，而农民仍然为了室内装潢之需持续砍伐。如今，该委员会已宣告成立，内政部、教育部、农业部、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馆以及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均派遣代表加入这一保护行动，共同期盼在模式产地创建“梅氏水杉国家公园”。查尼教授获选成为该委员会的外籍委员。梅里尔教授与查尼教授联合发起了为这一目标筹集资金的呼吁。

4、后续发现

水杉的首次发现地，位于四川省万县的谋道溪。在此地，共有三棵树被记录，其中最大者高达33米，在膨胀的树根部位，其直径达到3.3米，而在胸高位置，直径缩减至2米；其余两棵则为较小的树木。以上所述，即为四川省境内所有已知的水杉。在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县，又发现了一棵水杉，其高度为30米，胸高直径达1米；另一棵位于望茶营，高度达到35米，胸高直径为2.1米。从大板营至水杉坝，再延伸至潇河，沿途长约40里的山谷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杉，总数约为1000株，其中大型树木约有100株，最高者可达30米。当地居民常将野生的幼树挖掘或采取扦插的方式，栽植于稻田旁、溪流边或是家门口。从万县北起至水杉坝南，梅氏水杉的分布区域延展至约800平方公里，水杉坝被视为该物种的核心分布区。在海拔高度上，水杉的分布范围介于800至1350米之间。这片区域内，降水充沛，湿度较高，夏季凉爽，冬季则有厚重的积雪覆盖。据观察，梅氏水杉的理想繁殖地为中国中部、东部及西南部的高地，海拔高度约为1000米，这里的生态环境为梅氏水杉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林业部将天然水杉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1973年，利川县人民政府在水杉原生古树分布较集中的小河村设立了利川县水杉母树管理站，专门从事境内五千余棵古水杉的保护研究工作。下图为湖北利川市忠路镇小河村的水杉林。

本文根据胡先骕教授在《纽约植物园期刊》上发表的《“活化石”水杉是如何在中国发现的》文章进行翻译整理。

附录：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简介